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，毛泽东8次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，人数达1100多万。
如此巨大的人员流动，已使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运输不堪重负，几乎时时处处都潜伏着事故的隐患。
这段时间，是周恩来最为揪心、繁忙的日子，他早晚都要找有关负责人开会，认真阅读《铁路运输简报》，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，研究相应对策。
他批评铁路系统的造反派，“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，这叫丢生产，跑革命，是假革命，不革命”，“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，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，我替吕正操当了铁道部长，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”。
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对此有着亲身的深刻感受：
八次红卫兵串联，都是最困难的时候。那时，总理几乎是每天一到人民大会堂，就把我找去了，甚至饭都没吃，到那里临时吃点饭。我也没吃，到那与总理一起吃点面条。
总理问我运输的情况后，就指示哪个列车可以出去，哪个列车可以进来。我就按他的指示来办。按总理的指示来办，这个车才能行动。
所以，总理有时候跟红卫兵讲，也当着我的面说：吕正操，你这个铁道部长，我替你当了。总理说过这个话。我说，我也没办法，你不说话，他们是哪一个都不听，只有总理说的话，还可以听一听。但是以后，我走了以后，恐怕总理说话别人也不那么听了。
抱定入地狱的决心
1966年9月15日，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，林彪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讲话。
林彪在讲话中极富煽动性地说：“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”，“你们的斗争大方向，始终是正确的”，“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”。
周恩来却十分担心，国民经济早已不能正常运行，所以他在讲话中强调：工人、农民、科研人员和机关干部，“应当坚守岗位，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”，红卫兵不要到企业、农村“进行革命串联”，“工厂、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，停止生产来搞革命”。
可是，这篇讲话却被中央文革称为“大毒草”。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，江青气嘟嘟地说：“用生产压革命，真是岂有此理。你们下文件，发社论，叫农村、工矿不要革命。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。”
周恩来理直气壮地回答，这篇讲话是经中央研究，后又经毛主席同意的。尽管江青有特殊的身份，即毛泽东的夫人，也有合法的职务，即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。
可是，周恩来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原则问题上，毫不退让，他对江青说：“生产搞乱了，我们去喝西北风吗？”“不搞生产，不搞建设，人民吃什么，用什么。”
1966年10月9日至28日，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。陈伯达在会上提出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的概念。
林彪则在会上说：“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、邓发起的。”
似乎有一种默契，会议期间，北京的大街小巷贴满了“打倒刘少奇”的大副标语，周恩来对此极不满意，他在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时，告诫他们不要去天安门张贴大字报，并指出：“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，你们要考虑考虑。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，是国家元首，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这样去发动群众。你们做事要慎重些，凡是中央未提倡的，《十六条》里又没有的，你们就要考虑考虑。”
周恩来的劝阻没起什么大的作用，“打倒刘少奇”的大字报铺天盖地，并向全国扩散开去。
他对此十分生气，极为反感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：“你们都看见了，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，把刘少奇名字倒着写，打叉叉，这像什么话嘛！这样做不文明啊！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嘛，即使定了性，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！”
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，康生便无中生有地造谣说：“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‘二月兵变，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。”
林彪的党羽则诬陷贺龙插手海军、空军和政治学院，在军队搞所谓“地下活动”，“罢官夺权”。
12月24日，周恩来同贺龙谈话，保护性地提议他暂停工作去休息，后又将贺龙夫妇接进中南海西花厅自己家中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恶性发展，远远超出周恩来的意料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苦力支撑。
据他的工作台历所记，红卫兵运动开展以来，他共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代表160余次，劝说他们以大局为重，维护民族团结、国家统一和人民安宁。
他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也是很不理解，曾和刘少奇、邓小平说过类似的话：老革命遇到新问题。
然而，他却是个组织性极强的共产党人，对领袖尤为忠诚，运动之初，他曾经说过：“这次文化大革命，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，也没有经验。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，我们看不清不要紧，要紧跟主席，不要掉队。”
他常常处于矛盾的心境之中，既“要紧跟主席，不要掉队”，又要应付各种各样混乱复杂的局面。
11月24日，他在参加讨论《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》修改稿会议上所说的一段话，最能体现他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困难的处境和无奈的心境，他说：
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？为了党和国家利益，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，要有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深入虎穴取虎子的精神，要抱定入“地狱”的决心。
对“文革”的唯一一次抱怨
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是毛泽东发动的，周恩来从来没有说过一个“不”字，唯独这一次，周恩来把心底压抑的郁闷情绪发泄了出来。
据曾在他身边工作的警卫员乔金旺回忆：1975年3月周恩来手术后，他去医院探望。周恩来从乔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变化。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老乔啊，‘文化大革命’把我累垮了!”他的声调低沉而幽怨。
是啊，“文革”以来，周恩来自始至终都在苦撑危局。
从“文革”初期红卫兵大串联，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，所有的组织工作都是由周恩来一手操办的。不仅身体严重透支达到了极限，精神重压也到了不堪承受的程度。此时的他已年过七旬。
乔金旺眼圈红了，但他忍着眼泪，喉咙哽咽地叫一声“总理……”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也不知道说什么话才能宽慰总理。
可是周恩来却凄凉地说：“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叫我‘总理’了，我躺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了，听你们叫我总理总理的，我心里难受……不做事了，不能叫总理了。”
陈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没有周恩来同志，‘文化大革命’的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这是对周恩来在“文革”期间所起作用的高度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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