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,毛泽东8次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,人数达1100多万。

如此巨大的人员流动,已使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运输不堪重负,几乎时时处处都潜伏着事故的隐患。
这段时间,是周恩来最为揪心、繁忙的日子,他早晚都要找有关负责人开会,认真阅读《铁路运输简报》,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,研究相应对策。
他批评铁路系统的造反派,“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,这叫丢生产,跑革命,是假革命,不革命”,“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,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,我替吕正操当了铁道部长,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”。
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对此有着亲身的深刻感受:
八次红卫兵串联,都是最困难的时候。那时,总理几乎是每天一到人民大会堂,就把我找去了,甚至饭都没吃,到那里临时吃点饭。我也没吃,到那与总理一起吃点面条。
总理问我运输的情况后,就指示哪个列车可以出去,哪个列车可以进来。我就按他的指示来办。按总理的指示来办,这个车才能行动。
所以,总理有时候跟红卫兵讲,也当着我的面说:吕正操,你这个铁道部长,我替你当了。总理说过这个话。我说,我也没办法,你不说话,他们是哪一个都不听,只有总理说的话,还可以听一听。但是以后,我走了以后,恐怕总理说话别人也不那么听了。
抱定入地狱的决心
1966年9月15日,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,林彪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讲话。

林彪在讲话中极富煽动性地说:“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”,“你们的斗争大方向,始终是正确的”,“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”。
周恩来却十分担心,国民经济早已不能正常运行,所以他在讲话中强调:工人、农民、科研人员和机关干部,“应当坚守岗位,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”,红卫兵不要到企业、农村“进行革命串联”,“工厂、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,停止生产来搞革命”。
可是,这篇讲话却被中央文革称为“大毒草”。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,江青气嘟嘟地说:“用生产压革命,真是岂有此理。你们下文件,发社论,叫农村、工矿不要革命。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。”
周恩来理直气壮地回答,这篇讲话是经中央研究,后又经毛主席同意的。尽管江青有特殊的身份,即毛泽东的夫人,也有合法的职务,即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。
可是,周恩来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原则问题上,毫不退让,他对江青说:“生产搞乱了,我们去喝西北风吗?”“不搞生产,不搞建设,人民吃什么,用什么。”
1966年10月9日至28日,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。陈伯达在会上提出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的概念。
林彪则在会上说:“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、邓发起的。”
似乎有一种默契,会议期间,北京的大街小巷贴满了“打倒刘少奇”的大副标语,周恩来对此极不满意,他在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时,告诫他们不要去天安门张贴大字报,并指出:“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,你们要考虑考虑。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,是国家元首,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这样去发动群众。你们做事要慎重些,凡是中央未提倡的,《十六条》里又没有的,你们就要考虑考虑。”
周恩来的劝阻没起什么大的作用,“打倒刘少奇”的大字报铺天盖地,并向全国扩散开去。

他对此十分生气,极为反感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:“你们都看见了,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,把刘少奇名字倒着写,打叉叉,这像什么话嘛!这样做不文明啊!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嘛,即使定了性,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!”
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,康生便无中生有地造谣说:“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‘二月兵变,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。”
林彪的党羽则诬陷贺龙插手海军、空军和政治学院,在军队搞所谓“地下活动”,“罢官夺权”。
12月24日,周恩来同贺龙谈话,保护性地提议他暂停工作去休息,后又将贺龙夫妇接进中南海西花厅自己家中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恶性发展,远远超出周恩来的意料,尽管如此,他还是苦力支撑。
据他的工作台历所记,红卫兵运动开展以来,他共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代表160余次,劝说他们以大局为重,维护民族团结、国家统一和人民安宁。
他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也是很不理解,曾和刘少奇、邓小平说过类似的话:老革命遇到新问题。
然而,他却是个组织性极强的共产党人,对领袖尤为忠诚,运动之初,他曾经说过:“这次文化大革命,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,也没有经验。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,我们看不清不要紧,要紧跟主席,不要掉队。”
他常常处于矛盾的心境之中,既“要紧跟主席,不要掉队”,又要应付各种各样混乱复杂的局面。

11月24日,他在参加讨论《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》修改稿会议上所说的一段话,最能体现他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困难的处境和无奈的心境,他说:
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?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?为了党和国家利益,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,要有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深入虎穴取虎子的精神,要抱定入“地狱”的决心。
对“文革”的唯一一次抱怨
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是毛泽东发动的,周恩来从来没有说过一个“不”字,唯独这一次,周恩来把心底压抑的郁闷情绪发泄了出来。
据曾在他身边工作的警卫员乔金旺回忆:1975年3月周恩来手术后,他去医院探望。周恩来从乔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变化。第一句话就是:“老乔啊,‘文化大革命’把我累垮了!”他的声调低沉而幽怨。
是啊,“文革”以来,周恩来自始至终都在苦撑危局。
从“文革”初期红卫兵大串联,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,所有的组织工作都是由周恩来一手操办的。不仅身体严重透支达到了极限,精神重压也到了不堪承受的程度。此时的他已年过七旬。
乔金旺眼圈红了,但他忍着眼泪,喉咙哽咽地叫一声“总理……”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,也不知道说什么话才能宽慰总理。
可是周恩来却凄凉地说:“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叫我‘总理’了,我躺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了,听你们叫我总理总理的,我心里难受……不做事了,不能叫总理了。”

陈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没有周恩来同志,‘文化大革命’的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这是对周恩来在“文革”期间所起作用的高度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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